瞰天下

旧文一篇：对日民间索赔调查

wangchong — Wed, 11 October 2006 15:50:39 +0800

对日民间索赔调查
发表于2004年，中国青年报
　
　　10年前，对日民间索赔理论奠基人童增和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签订了帮助中国受害者赴日本打官司的确认书。此后，漫漫对日民间索赔长路，数不清有多少曾经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也数不清中日律师们奉献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4本厚厚的档案放在桌上，里面的资料已在岁月的侵蚀下泛黄。童增轻轻翻开，小心开启着那些尘封的往事。这些资料是20世纪90年代初海内外华文媒体关于他的报道，主题只有一个：呼吁发起民间对日索赔。

　　如今，距童增提出对日民间索赔理论已有14年；从童增和小野寺利孝写下帮助中国受害者赴日本打官司的确认书至今也已10年。漫漫长路，数不清有多少曾经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也数不清中日律师们奉献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惟一清楚的是，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步履维艰：日本律师的支持受到右翼的激烈反对，而中国国内的支持尚不足以撑起民间索赔这一片天。

　　磕磕绊绊中10年已过，每一个为对日民间索赔做出贡献的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记住他们，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面对今后的索赔之路。　　

　　“理论奠基人”童增细说当年事

　　1990年4月17日，吃过晚饭后，童增像平时一样读报纸，一条小消息吸引了他的视线：原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马克。

　　当时的童增还是国家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查阅了其他资料后，他写成了《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并在当年的“扬我中华魂”征文大赛中获奖。获奖后，本来计划刊登这篇文章的杂志因为“选题过于敏感”而作罢，但童增却开始了他的另一个事业。1991年，童增开始联系一些政协委员向人大进言，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我记得替我递交建议的委员叫王录生，是第4128号提案。”童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不安的等待后，童增得到的答复是“已研究……不宜提倡”。此后的3年，童增做了多次努力，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的索赔书也石沉大海。童增总结道：“1991年到1994年是民间索赔无人理睬的时期。”

　　这段时间，童增一方面名声如日中天，成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媒体追踪的焦点人物，许多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也纷纷给他写信；另一方面，他的本职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导致后来的离职另寻出路。　　

　　小野寺利孝介入打开索赔僵局

　　就在对日民间索赔看似无望之际，一位叫小野寺利孝的日本律师打开了僵局。

　　1994年7月，在听到日本共同社记者说起童增的事后，小野寺利孝很感兴趣，他决定来中国找童增聊一聊。童增回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京伦饭店，小野寺利孝当时50岁，他说一定要有决心，为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两人见面的结果是一份于1994年8月5日签订的确认书，甲方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代表童增，乙方是“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辩护团筹备委员会”代表小野寺利孝。确认书以中文、日文两种文字写成，一共有6条，中心内容是日本律师代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官司。

　　第一次听到日本律师要帮中国受害者告他们自己的政府时，童增有些半信半疑，在认识了其他一些日本律师后，童增受到了震撼。童增说：“一位‘慰安妇’找到一个中国律师，律师说，帮着打官司可以，但要先交10万元律师费；可小野寺利孝为了帮中国人打官司，自己贷款2000万日元。”

　　1994年底，小野寺利孝、尾山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10年的对日民间索赔官司，平均每个当事人从走出家门到日本法院出庭，再到回家，大概要花费5万元，这些费用几乎都由日本律师团承担。

　　马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助理。他告诉记者：“日本律师团有300多名律师参加，遍布东京、大阪、京都、长野、北海道、福冈等地，他们几乎是按县市进行分工，各自负责自己区域内的辩护和筹款(募捐)。”

　　大江京子、中村洋二郎、大森典子、渡边彰悟、南典男、吉原雅子等律师都是律师团的成员，为了这场艰难的官司辛苦工作，他们不仅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上的代价，还屡屡受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恐吓。其中，73岁高龄的尾山宏成为第一个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外国人。

　　马骥说，日本律师团的中坚力量是日本共产党，也有其他党派人士和大量民主人士。新诉讼律师团团长中村洋二郎在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参加是件好事。越是参与这种事业，就越是投入进去了。” 　　

　　日本律师：让我们赢吧

　　69岁的孙景霞一家是日军遗留化武的受害者。2004年4月23日，她一个人去日本打官司，在机场迎接她的是吉原雅子律师，她在日期间的衣食住行也都由日本律师照料。她打心眼里感谢那些日本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从1995年开始打官司起到今年，他们每年都来我家调查取证。日本律师们为了正义和真理一点都不松懈。无论官司胜败，人家的心意我们永远不能忘。”

　　作为当事人的孙景霞心存感激，而童增的评价则更加理性。他说：“他们没有什么功利，而是从人性、人道出发行事。”

　　王选，对日索赔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她的身份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和日本律师打交道多年，她被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所震撼，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她说：“日本律师认为日本欠下了历史债务，作为国民他们应该为国家还债。日本人国民意识强，他们非常顾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王选的话和中村洋二郎所说相同：“为了日本，为了日本的子孙，担心如果不清算，日本人本身就有很大的罪过。我真切感觉到我的行为不是敌对自己的国家，而正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无论是为了正义、人道，还是为了日本国或者日本的子孙，这些日本律师执着地坚持着这项事业。本报记者拜托精通中文的吉原雅子代为转发几个问题，请几位日本律师做书面答复，但等待了一个月后只有中村洋二郎律师抽出时间给予答复。吉原雅子11月9日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南(典男)律师昨天刚从齐齐哈尔回来，一直特别忙。小野寺(利孝)律师好像身体状况不好。反正，我们律师团的每个律师，每一天都过着这样忙不过来的日子。”

当然，如果索赔官司获胜，为此出钱又出力的日本律师也会有相应的报酬。按照童增和小野寺利孝签订的协议：“战争受害者从日本国家及企业得到支付的损害赔偿金时，乙方有权从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诉讼代理费，作为代付金的偿还。”

　　对于可能获得的报酬，中村洋二郎并不隐瞒，他说：“我们没有考虑过胜诉之后的报酬，如果真有胜诉报酬的话，那也是巨大的。我在这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中担当角色，感到高兴、幸福。让我们赢吧。尽快打下这场官司。” 　　

　　王选感动了中国，却没能避免无奈

　　在对日民间索赔诉讼的大旗下面，是一个个不同的官司，每一个都凝结着参与者的心血，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

　　王选为细菌战受害者而奔波，康健为中国劳工、慰安妇的诉讼当辅佐人，苏向祥为侵华日军遗弃炮弹、化武受害者诉讼做中方代理人，马德志、马骥父子以及王子安为搜集受害劳工证据而常年奔波。此外，还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诉讼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案等。

　　王选，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说话语速极快。作为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她有了足够的知名度，但这丝毫不能减轻她奔波中的苦闷和负担。“我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后，有一家著名企业找到我，说要赞助我100万元，策划公司说要举行万人集会，安排公司领导先讲话，还规定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王选最终拒绝了那笔钱，也拒绝了一场纯粹商业化的炒作。

　　“钱”困扰着王选和每一个参与对日索赔的人，社会的冷漠和凝聚力不足让王选更为痛心。一些活动要涉及到某些政府机关，但一些官僚的冷漠伤了她的心。她听说浙江某市市长关注对日索赔事件时，给那位市长的秘书打电话，那位秘书知道她和她所做的事情，但依旧懒得通报一声：“你们民间打官司，找政府干什么！”在重复这句话时，王选骂出了“混账王八蛋”这句脏话。

　　“我会坚持下去。但让我一个人付出这么多，我觉得这不公平。”电话那头的王选显得有些伤感。接受记者的采访后，她必须第二天赶到日本，为即将到来的官司做准备。

　　对日民间索赔诉讼10年，25件官司中败诉的多。但参与索赔的律师大都认为，无论胜败，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坚持下去。即使官司输了，也通过法院确认了许多事实，这有助于端正日本对历史的认识

　　索赔诉讼10年 25件官司败诉的多

　　康健律师提供的一份材料，详细地勾勒出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各法院诉讼的情况。

　　1995年6月，中国劳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索赔诉讼。迄今，中国部分战争受害者已先后在东京、札幌、新潟、京都、群马、长野、福冈、广岛、长崎、宫崎等10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截至2004年8月底，索赔诉讼案共计25件(未包括台湾及香港在日本提诉之案)，原告分别为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受害者或遗属。被告分别为日本国及相关日本企业。

　　自1995年起诉至2004年8月底，上述25件案件中，已有20件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其中一审胜诉5件，占已作出一审判决案件的25%；一审败诉但判决中认定事实的11件，占一审判决的55%。现有20件一审判决案件中共有16件判决(含胜诉和败诉)认定了事实，占一审判决的80%。

　　2001年7月至2004年3月，东京、福冈、新潟地方法院，分别对强掳中国劳工、遗弃毒气弹及炮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誉权案作出原告胜诉的判决。

　　在败诉的案件中，有4件未认定事实的败诉案件和11件认定事实的败诉案件。

　　今年已作出二审判决的两个例子是：2004年5月24日，福冈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诉日本政府及三井矿山损害赔偿案，裁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的中国原告是一审胜二审败。该法院仍详细认定了事实，并认定日本政府应承担责任，且不应适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这一点比一审判决有进步，但最终还是以超过时效和除斥期间为由判原告败诉。

　　2004年7月8日，广岛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诉西松组损害赔偿案，作出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原告胜诉的判决。该法院认为，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不应以时效和除斥制度来免除西松组的责任。

　　上述两案二审判决后，败诉方均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进入三审阶段。

　　接受记者采访的律师大都认为，无论胜败，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坚持下去。即使官司输了，也通过法院确认了许多事实，有助于端正日本的历史认识。

　　一盘散沙缺乏支援对日索赔面临困境

　　无论有多少困惑和牢骚，王选依旧在奔忙，但仅仅靠一个或几个王选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她的头衔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但细究起来，这个组织没有合法地位，不仅寻求赞助难，许多受害者甚至也不愿意跟她去出庭作证。

　　因此，王选奔走呼吁的目的之一，就是成立非政府组织(NGO)。她认为，中国人应该组织起来，成立基金，组织调查、取证，然后再委托日本律师打官司。凝聚社会的力量，改变目前一盘散沙的困境，是王选的梦想，也是赢得对日索赔官司的必由之路。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事情，不能一切拜托日本律师，不能仅靠日本友好人士的捐款维持。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律师康健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但还是应该有义务帮助自己的国民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没有政府的支持，又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或者基金，许多公司在考虑给王选捐款时犹豫不决，有的公司答应给钱后又反悔，理由是“不知道政府什么态度，怕惹麻烦”。与几百名日本律师尽心尽力相对照，全国大多数律师没有参与进来；有些人参与了，但不主动。

　　在中国国内支援不足的情况下，日本律师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日本社会日趋保守的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对他们进行骚扰甚至恐吓，法院的法官也承受着压力。许多日本律师也已倾其所有。福冈案一审胜诉后，松冈律师表示，已经没有力量再接其他官司了。

　　更大的难题是，受害者年龄增大，许多人没等到结果就撒手人寰。芥子气诉讼案中的直接受害者李臣住院，刘振起病重卧床，无法出庭。刚入冬，被掳劳工接二连三逝去。曾和“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马德志住一个工棚的工友去世，令老先生悲痛不已。

　　律师困惑：“为什么不制裁那些涉案企业？”

　　对日民间索赔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为索赔奠定理论基础的童增，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曾去日本为索赔官司出庭作证，证明受害人是在知道了他的理论后才开始起诉日本政府和加害者日本公司的，因此诉讼并未失效。

　　前不久，童增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把对日民间索赔官司搬到国内打。他认为，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管辖权，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法院对此类案件没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

　　也有人担忧，在国内起诉的几场索赔官司结果都不理想，即使胜诉，法律的执行也会遭遇障碍。对此，童增的看法是，可以冻结涉案日本企业的账户。

　　康健前不久接受上海一家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和童增类似的想法。她认为，可以确立中国法院对此事的管辖权，可以对那些犯有战争责任的日本企业进行制裁。康健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三菱、三井、住友等都曾经对中国劳工欠下累累血债，其中还包括在上海宝钢拥有股份的新日铁公司。这些公司现在一方面在中国赚钱，另一方面却对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缺乏认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对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公司进行制裁？”

　　媒体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康健认为，中国民间的声音太弱了。她说：“福冈案判决出来后，7家日本媒体都以社论的形式对此事进行评论。中国媒体的报道和关注虽然也不少，但我们还需要一些更为理性的声音。媒体作为民间声音的一个代表，对整个事件应该始终关注，而不是等出了一件事情以后才炒作一下。”

　　“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的泉泽章律师，也在9月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今后辩护团在法庭上要奋力斗争，争取判决胜利。法庭外则争取民众广泛支持，为赢得战后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而努力奋斗。

　　苏向祥律师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提出了关于对日索赔的5条建议：

　　第一，纳入国家的法律援助轨道，在各级律师协会的指导下，使中国律师对受害者事实展开全面法律调查。第二，在中国成立一个民间组织，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第三，与社会各界就全面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展开讨论。第四，与中日友好的政治团体和民间友好人士接触，对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第五，与中日主流媒体合作，发出国际呼吁。

　　马骥高兴地告诉本报记者，在江苏南京，已经有省级官员退休后参与此事，山东省的律师也已行动起来。马骥、童增、王选、苏向祥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誓言坚持，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记者王冲)

我的死海游记

wangchong — Sun, 01 January 2006 17:32:29 +0800

　　漂在死海，一动不动，任阳光打在脸上，很惬意，那短暂的下午将长久定格在我记忆深处。2005年3月28日，在以色列采访期间，我有幸领略了死海的神奇。

　　但凡上过初中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死海，那篇被编入教科书的《死海不死》实在太有名了。依稀记得当年上《死海不死》一课时，我们被勒令分析“死海不死”这4个字的结构，然后老师充满激情地启发大家：“题目中出现了两个‘死’字，‘死’海却‘不死’这一矛盾，激发了你哪些兴趣？你对这篇说明文的内容有哪些推断？”

　　在无穷尽的逻辑分析和总结中心思想后，本课结束，死海也离我远去，我只知道，死海在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人可以躺到海面上，即使不会游泳也可安然无恙。

　　死海不死到底是主谓结构还是偏正结构，至今还是糊里糊涂，但一想到马上见到死海，便莫名地激动起来。

　　路边石碑上写着“海平面”

　　死海位于以色列和约旦之间，距离圣城耶路撒冷25公里，距离以色列最大的城市特拉维夫84公里。

　　上午10点，我们一行5人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乘车前往死海。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绿色就逐渐减少，路两旁的山岭开始变得光秃，偶尔有些绿色透出，倒成了稀有品种。

　　不过，自然条件的恶劣没有阻挡人类的生存，阿拉伯人的一个分支贝都因人就在这一带靠放牧为生。在阿拉伯语中，“贝都因”的意思是“住帐篷的游牧者”，这也说明了贝都因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自由、喜欢漂泊。据说贝都因人十分好客，去死海游玩，他们的帐篷必须要去，他们会邀请你到帐篷中做客，他们会亲手为你煮上热腾腾的咖啡，但是如果你一口气喝完了，他们会认为你立马就想走，一点也不“厚道”；反之，他们会再为你续杯，请你再留一会儿。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仓促，没能领略他们的热情好客。

　　刚过贝都因人的生活地带，司机忽然把车停在路边，来自台湾的导游张玲玲女士建议我们在此拍照留念。原来，路边石碑上写着“海平面”，从这里再往下走，就要到海平面以下了。

　　转过一个大弯，死海便到了眼前。以色列的官方材料说，这是一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域，蜿蜒于由石头山和深邃的峡谷构成的风景地带。资料显示，死海南北长75公里，东西宽5至16公里，海面面积不过1000平方公里，而且水位逐年下降，论规模，充其量是一个中小型的湖泊。

　　临近死海，导游带领我们参观了死海旁边山岭上的马萨达要塞。公元73年从耶路撒冷逃出的犹太人与上万罗马大军奋战了三年半，最后要塞被攻陷，960位犹太人选择了集体自杀，而不是被抓到罗马当奴隶。这里，也成了以色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之一。

　　到了死海，千万不要往下跳

　　从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走出，转瞬间到了死海岸边。吃完度假酒店的自助餐后，享受死海的时刻终于到了。

　　泳裤是出发前从家里带的，太阳帽也早就准备好了。一位同事忘了带泳裤，无奈下只好花20美元买了一条。好贵，差不多可以买一套劣质西装了！当然，这可不是酒店故意宰客，以色列的物价本来就高。没办法，这是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1.7万美元的国家，一个普通中学教师月薪也能到1500美元。

　　死海位于海平面下400多米处，是陆地的最低点。它的海水比大洋的海水咸10倍，海水溅入眼睛可不是好玩的事情。因此，到死海游泳可千万不能扑通一声跳下去。

　　遵照导游的指点，我一步步往海水深处走，在水齐膝的时候慢慢蹲下，然后头往后靠，脚往前伸，就这样把身子拉直了。

　　哇赛！真的漂着啊！

　　轻轻滑动手臂，如同把仰泳的标准姿势放慢十倍，人就动了起来，毫不费劲。不想动了，还可以把手垫在头下面，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还可以抽支烟，也可以拿份报纸读一读。

　　可惜，我没带报纸，也不吸烟，眯了一会儿后，开始静静地欣赏艳阳、蓝天和四周的美女帅哥。

　　这一刻，犹如置身仙境，不知道世界在哪里，我在哪里，也淡忘了尘世间的烦恼。躺在这里学《死海不死》那篇课文，一定不会像当初那样痛苦。我想。

　　死海的泥能治病也能美容

　　在死海水面上晒太阳除了享受，还有好多医疗保健作用。

　　由于死海在海平面以下，阳光要穿过一层由海水蒸发和化学元素形成的天然滤光网，还要穿过厚厚的臭氧层，这就减少了刺目而危险的紫外线B，大大增加了日光浴的安全性。据说在这里，可以每天放心地晒上五六个小时。不过，那是理论上的，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大腿和胳膊都晒得很疼，而且上岸不久，随着皮肤表面水分的蒸发，白花花的盐巴结成了一层膜，感觉很是不爽。

　　然而，对皮肤病患者来说，死海可以说是风水宝地，1958年，这里的气候疗法成功治愈了牛皮癣，直到现在，到死海矿泉疗养地寻求治疗的人群中，牛皮癣患者依然占很大的比例。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死海也有独特的功效。最流行的方法是“泥袋疗法”，患者全身涂上经过加热的、含有丰富矿物质的死海泥，浑身黑黑的，煞是吓人。

　　以色列人对死海可以说是充分利用，海边一家工厂就地取材，生产磷肥，出口到中国南京，利用矿物质生产的面膜、洗发剂、护肤品更是成了以色列的特色产品，我们就在导游的带领下，在死海附近的店里买了一点以色列著名的AHAVA化妆品，也许是中国人出国购买力实在强大，这个店是我们在以色列6天当中，惟一一家准备了中文材料的地方。

　　为什么死海如何神奇？以色列的相关材料说，这是因为它的水源来自含有丰富矿泉的约旦河，由于周围是山，这里的水没有出口，只好上升到空气中。于是，这些水通过蒸发进入了干热的沙漠上空。这些水用它们携带的天然化学物质丰富了大气，并留下了一个每公升水中含有320克盐和各种矿物质的湖泊，还有一层黑色黏稠的、有美容作用的泥。

　　“死海不死”是个错误命题

　　无论“死海不死”这个词是什么结构，现在都可以断定，这个定义错了。死海会死，而且有可能几十年后就死。

　　死海地处内陆，和任何一个大洋都不相连。这里气候酷热，年平均气温25℃，一年太阳照射330天，水分蒸发量极大。原本注入死海的约旦河水由于开采过度，河水日渐枯竭，再加上对海水的利用逐年增加，于是形成了今天死海入不敷出的状况，近5年的持续干旱更给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死海周围许多原本“水石相搏”的景区已经变成了白花花的盐碱地。

　　以色列专家认为，照目前状况发展下去，死海水位将以每年大约1米的速度下降，长此下去，终将引起一场严重的生态灾难。按照现在的蒸发速度，死海地区可能在50年后变成沙漠。

　　早在19世纪末，英国和瑞士的工程师就建议，修建连接红海亚喀巴湾和死海的运河，不过当时他们的想法并不是要为死海注水，而是利用死海与海平面将近400米的巨大落差发电，并以这条运河及其向西通往地中海的延长线替代当时屡遭战火蹂躏的苏伊士运河。

　　2002年，以色列和约旦同意兴建一条引水管，以挽救水位正不断下降的死海。按照计划，两国打算把红海亚喀巴湾的海水，引向死海。2005年3月6日，以色列和约旦政府官员在特拉维夫会面，讨论如何挽救死海。双方就共同开凿一条连接死海和红海的运河——“两海运河”达成一致，并将邀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美国参与合作。

　　尽管约以两国政府表明了合作的意愿，但开凿“两海运河”也有不少难处。整个工程可能会耗资30亿到50亿美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重要的是，红海水进入死海后，“死海不死”的自然奇观可能被破坏，对旅游业造成打击。是让死海“光荣”地死去，还是让它“屈辱”地活着，成了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难题。
　
　

评论：

游发表于　 2006-01-14 15:11:09　IP:202.114.15.*

sigh 想不到死海也落入生死两难的境地

一名学生发表于　 2006-02-25 15:36:35　IP:210.51.38.*

谢谢你,让我了解了死海!

匿名发表于　 2006-03-23 22:51:03　IP:61.48.130.*

北京就上有专门能漂浮和做死海黑泥养生的养生馆,在西四环内,世纪城附近.名字叫北京大自在黑泥养生馆,可以从BAIDU上搜到的.网址www.dazizai.com.cn

王发表于　 2006-03-23 22:52:54　IP:61.48.130.*

对不起,匿名了,有死海经历的朋友,有兴趣可以联系交流.我的油箱heimei6699@126.com

2012年世界会怎样

wangchong — Tue, 06 December 2005 15:27:14 +0800

贴篇旧文，2003，《中国经营报》

　　胡乱想想明天的事情，常常被称作白日做梦；可如果有系统地设想未来的发展、明天的样子，就可以被称作未来学家。

　　10年后，我们的地球是什么样？我们的科技和生活是什么样？

　　男人衰败

　　自从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人在这个地球的位置一直是举足轻重的。中国古代的女人出嫁后被称作××氏，英美的女人直到今天出嫁后还要从夫姓，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撒切尔夫人，很少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在各行各业，男人的收入普遍高于女性(时装业除外)，在政治、经济领域抛头露面的也大多是男子。可实际上，许多男人生活在危险中，他们在抱怨、在彷徨、在不安中无所适从。

　　在20世纪初，一个男人只要上过中学，就可以在工厂当工人、到造船厂卖苦力，一个月挣几个大洋或者几块美元就可以养活一家子。可进入信息时代再看看，蓝领正逐渐走出社会的主流，许多没有文化的男人被迫飘扬过海，到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做牛做马挣点辛苦钱，因为服务经济的兴起使得体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脑力甚至魅力，这样男人天生的优势丧失殆尽。

　　在美国，男人的根基动摇了。男人参加工作的比率从1970年的80%下降到了2000年的75%，而女性工作的比率从43%增长到了60%。成千上万的男子汉无所事事，宁愿游手好闲，领取政府救济金，也不愿意去做那些女人才干的工作，比如说老师、护士等。在欧洲也是如此，瑞典经济学家阿格内塔·斯塔克说：“失业的男人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在劳动市场等着老板来招人，但那样的时代不会来了。”

　　不能等待，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工作不是男人的专利。只要你能创造利润，工作不再分男女。许多公司发现，女人更听话，可以少给点工资做同样的事，也可以让她去哪儿就去哪儿；对此，有心理学家认为女人相比男人来说更会在经济上不顾一切，更喜欢变化。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最近的全球移民中，女性占据了大约70%的比例。

　　另外，信息时代使得教育更重要。在美国，在校女大学生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生，许多科目的测试中也往往是女生成绩遥遥领先。在中国的大学、高中里，前几名的学生也往往是女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吸毒、打架斗殴的男孩子逐渐上升。

　　在工作的竞争中，男人被迫步步后退，一点一点失去自己的阵地。在墨西哥、在中国、在韩国，女工们在流水线上工作，生产出的鞋子运往世界各地销售。墨西哥的老板们常常以这样的理由拒绝雇佣男工：“男人老是喝醉，女人按时上班。”当地的分类广告中，经常以他和她来分类，女人会获得更大的招聘机会。男人们，如果再不醒来，10年后你的位置在哪里？

　　人变成一个节点

　　相信吗？随着网络的发展，将来所有的机器和人都会变成网络的一个节点，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借助所有其他电脑的能量。听起来有点可怕，真的会这样吗？

　　2012年，东京，上班的高峰时间，你的自动车带你去成田机场，自动在车流中穿梭，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干自己的事情。按一下手表上的按钮，你的矿业公司印尼分部的生产情况出现在面前。你的手表同时还是一个个人数据助理，会及时告诉你汇率的波动。

　　这只是全新数字生活的一部分。将来的因特网会幻化成“栅格”，无线智能标签便宜得要命，在所有物体上你都可以安上一个，把人类、动物和各式各样的机器联系成一个个网络上的“节点”。届时，系统内的所有个体都会像一个电网中的电站一样，共享着其他各个地点传送来的能量。

　　2002年的今天，小的栅格已经在公司内部存在。不论你喜欢还是讨厌，栅格已经存在了，而且还必将继续存在下去。

　　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发现即使速度再快的计算机，面对天气模拟、粒子物理等问题也慢得像蜗牛爬一样，有时候甚至吭哧半天得不出结果，所以那时候就有人引入栅格概念来增强计算能力。1998年，栅格计算之父伊安·福斯特和卡尔·凯瑟曼合作撰写了一本名为《栅格：新计算基础设施的蓝图》。这本书列举了有可能引发“第四次浪潮”的几项计算原则。福斯特说：“我所做的事情建立在网络的基础上，但是网络只告诉你怎样从一个地方得到信息，没有告诉你怎样共享粒子加速器或者自动取款机。”

　　福斯特所说的共享概念是说栅格实际上是各个不兼容系统之间的“翻译器”，它也可以把信息变成可视的图像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案。地理学家可以用栅格来模拟一个城市地震后的情形；生化学家可以模拟攻击人体。

　　在各个公司，服务器通常只有30%的时间在工作，一半的PC只有5%的时间在工作。SUN、微软、IBM、HP等公司正着手研究栅格软件，让夜间纽约闲置的计算机给香港使用，或者把所有大型计算机的能力在某个时间给一个公司使用，进行复杂的运算。福特公司的女发言人说：“我们的栅格研究太先进了，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SUN公司的栅格技术负责人沃尔夫冈高度评价栅格技术的重要性，他说：“19世纪是蒸气引擎的世纪，20世纪是内燃机引擎的世纪，21世纪将是栅格引擎的世纪。”

　　栅格真正有趣的地方是把政府、消费者、公司相互联系起来，完成因特网没有完成的任务。栅格可以让视频会议真正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让在线销售真正“面对面”，中介和股票经纪人无事可做。

　　不过，和因特网一样，栅格面对的大难题是安全问题，更大的难题是面对无处不在的信息，人类如何抉择。我们打开电灯，让柔和的光线洒在身上，但是不会去想电网复杂结构；同样，栅格的计算能力整合着我们的生活，它可以经营管理，可以自我诊疗，可以自我修正，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它出现失误时，人类甚至还会以为自己出了毛病。有人把这样的情形成为“后技术时代”，那是人的生存意义又在哪里呢？

　　真正的星球大战

　　今天，许多游戏迷在忘情地玩着《星际争霸》，而未来的真正的星球大战并不遥远。美国空军把自己称为“综合航空宇宙军(integratedaerospaceforce)”，说他们的责任从地球表面延伸到了遥远的太空。

　　五角大楼的防御专家们在谈论着未来的战争。他们筹划着用激光打掉敌人的导弹和卫星；他们想在低地球轨道建造武器，这样就可以轻松打击敌人的地面目标；未来的战斗机将会是航天器和火箭的混合体，以极快的速度飞到大气层顶端，围绕地球巡行三四个小时后，打击一切敢于反抗的人。

　　这样的设想会在2012年变为现实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汉伦在一本关于外太空军事战争的书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不顾国际上的反对加紧研制，这些想法也不大可能变为现实，因为即使不顾成本，技术革新也没有那么快。在他眼里，21世纪不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

　　在一些军事科学家的眼中，汉伦的预测太保守了。现在，全球定位系统可以提供高精度的导航，无论天气多坏、烟雾多大，都可以引导导弹击中目标。在阿富汗战场上，巡航导弹已经成为主流。一枚普通炸弹，包装上一个价值两万元的导航系统，就可以以微小的代价寻找到目标。而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上，指挥部可以和五角大楼通过视频实时交流。

　　通讯的发达，使得一个地面的特种部队战士就可以通过卫星确定目标的具体位置，然后在20分钟之内通知B-52轰炸机。战机稍纵即逝，20分钟的耽搁也许是致命的。到2012年，指挥部、前线侦察员和战斗机驾驶员所获得信息可以同步分享。步兵一发现敌人，战斗机就会迅速赶来支援，敌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就被铺天盖地的炸弹消灭了。对这些美军用了许多术语来形容，比如说“信息优势”、“战场透明化”等。

　　遥想2012年，军事上将会有更多的突破。

激光武器

　　激光的能量高度集中，比太阳光亮200亿倍，足以摧毁任何坚固的目标。它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空中传播，瞄准射击时不需计算提前量。激光射击时几乎没有后坐力，可随意变换射击方向，精确打击目标的要害部位。

　　近年来激光武器的试验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2000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合作研制的战术高能激光武器，成功截获一枚“喀秋莎”火箭炮弹。美国空军正在研究利用波音747飞机改装一具反导弹激光武器，从13公里高空发射激光束，截击400公里外刚从发射架上升空的“飞毛腿”一类的地地弹道导弹，计划于2005年进行导弹截击试验，2009年装备7架飞机。目前用来杀伤人员的轻型激光武器已进入实用阶段。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用激光武器击毙一名武装匪徒，解救出被劫持的女记者，首开激光武器实战使用之先河。

基因武器

　　许多国家正在加强基因工程研究，探索基因武器的应用前景。基因武器与传统武器比，有一系列优异特点。它的成本低廉而杀伤力大得惊人。只用5000万美元建造的基因武器库，其效能远远超过50亿美元的核武器库。只需20克具有剧毒作用的“热毒素”，就可使60亿人死于非命。

　　基因武器的使用方法十分简单，只要将微量毒素倾入饮用水源或将某种病毒传入敌国，就可使其遭到惨重打击，由此驱使一些国家竞相研制。英国化学及生物防疫中心正在运用基因工程探索制造“基因杀人虫”的可行性。卫星群

　　今天的卫星可以拍摄清晰的图片，但是它们只能在几个小时内光顾某个地方几分钟。根据五角大楼的计划，他们将要研制由二十几个卫星组成的卫星群，持续监视地面。每个卫星造价降到1亿美元财政上才可以负担得起，而目前每个这样的卫星价值10亿美元。

　　设想远远没有完。据报道，美国还打算在卫星上安装传感器和高级防御武器，以便受到攻击时发动反击。能否实现谁也不知道。

　　科学也疯狂

　　今天人造基因听起来也许是“新闻”，可到了2012年，也许你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它，基因的销售额也许会远远超过今天的伟哥。

　　有人把这称为“科学也疯狂”，可基因的发展谁也无法遏制。10年后，基因将会成为最大的行业，从转基因食品到人类克隆，从基因武器到基因控制人类特性，即便不喜欢它的

　　人也无处遁逃。西方科学家普遍担心的是，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对基因的研究会有某些限制，但是技术外流，某些国家会采取疯狂的手段进行研制。

　　10年后，基因控制技术会用来对付人类，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干坏事。医生可以给病人加入人工染色体来抵抗疾病，或者直接复制某个器官，而无须别人捐献，或者直接消灭致命的病菌。

　　10年后，基因试验不再神秘，一个科学爱好者可以通过查阅论文和资料实现自己的计划，好莱坞电影里那些恐怖的镜头也许会真的出现。想想意大利那个臭名昭著的狂人医生安迪诺里吧，他宣称已经成功克隆了一个女孩。许多科学家对他的狂言表示怀疑，但10年后也许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大声说：“哈哈，我克隆了一个小孩。”

　　10年后，奥运会在那里举行还不清楚，但利用基因来增强力量的技术很可能会有人使用。

　　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

　　从19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一路走来，带着它的剩余价值、剥削和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巨大的财富；如今，市场、资本、商品以及背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渗透进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

　　面对这个潮流，拥有34年历史的美国未来学会(www.iftf.org)推出了一份本名为“全球化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尖锐地指出，英美人还不能笑，因为在21世纪之初，只有二十几个国家加入了全球化这一系统，100多个国家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

　　这份报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它尖锐地指出，穷国在国际贸易的领域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必将使他们在将来的全球化系统中获取更大的发言权。它所指的穷国，就是反对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的国家，反对美国文化借助经济力量淹没其他民族文化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印度、巴西。

　　美国人眼里的穷国会崛起，它的亲密盟友欧洲也不会甘心做言听计从的小兄弟。如今，构成国际经济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天下，欧洲人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德国经济学家马丁·哈夫那认为，欧洲是过去10年最有活力的地区，在全球经济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人批评欧洲背负着太过沉重的传统包袱，有人批评欧洲在因特网时代被甩在后面，永远也赶不上。但纳斯达克暴跌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裂后，人们才意识到欧洲的沉稳渐进。欧洲的一些公司已经宣布，到2005年它们用在IT上的研发占研发总额的45%，后发制人的欧洲正在吸取美国在网络时代过度花费、过度招募职员的教训，10年后填平和美国之间的信息鸿沟。
　

中国海洋开发及安全调查

wangchong — Wed, 26 October 2005 23:05:39 +0800

　　(2004年度呕血之作，存档于此！)

2004年，中国的海洋颇不平静。

　　先是4月，7名中国人登上钓鱼岛被日本扣押，引发中日之间的又一轮争端；后是针对中国东海海域的“春晓”油气田日本表示“强烈关注”。而在南沙群岛，越南不仅在中国的固有领土上修建机场，还公然开发南海旅游。

韩国也悄悄地加入到争夺黄海大陆架石油资源的行列，石油钻机伸向了黄海大陆架底。另外，中国渔民在南海海域鱼时，更是屡次遭到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驱赶、拘押甚至逮捕入狱。

　　有人惊呼，中国海洋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真有这么严重吗？中国的海洋资源、海洋安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为此，记者采访了研究能源、军事、外交的学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中国的海洋开发现状颇有些“群龙闹海”的意思，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而在某些有争议地区，“共同开发”还停留在口头上。中国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急待加强，海洋安全和主权问题也需要引起关注。

　　有多少资源处于争议中

　　传统意义上的海洋资源，包括“航行、捕鱼、制盐”；现在一般认为的海洋资源则包括旅游、可再生能源、油气、渔业、港口和海水六大类。在人类对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海底石油、天然气成了海洋资源争夺的重点。

　　根据国务院2003年5月9日颁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13号文件”)，我国有海洋生物两万多种，海洋鱼类3000多种；海洋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31亿吨；海洋可再生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

　　240亿吨的海洋石油资源量，是中国2003年进口石油总量(9000万吨)的260多倍。可惜的是，石油储量丰富的海域，多在有争议的东海和南海，没有争议的渤海和争议相对较小的黄海与之相比储量较少。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渤海是内海，水浅，但开发起来一样有难度，其油气分布零散，被

称为“摔碎的金盘子”，且多以重油、稠油为主；而黄海比较“贫瘠”。

　　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我国东部海底资源的勘查，得出的结论是，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一，钓鱼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据我国科学家1982年估计，钓鱼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30～70亿吨。还有资料反映，该海域海底石油储量约为800亿桶，超过100亿吨。

　　南海海域更是石油宝库。据有关报道，南海勘探的海域面积仅有16万平方公里，而发现的石油储量有55.2亿吨，天然气储量有12万亿立方米，南海油气资源可开发价值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在未来20年内只要开发30%，每年可为中国GDP增长贡献一两个百分点。仅在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总储量就将近200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储量分布在应划归中国管辖的海域。经初步估计，整个南海的石油地质储量大致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约占中国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属于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

　　东海和南海到底是不是“第二个中东”、“第二个波斯湾”，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两个海域都是“有议”的地区。

　　有多少资源被掠夺

　　专家认为，说这些海域“有争议”，其实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因为觊觎石油才来争夺本来属于中国的海域。“上个世纪70年代，越南外交部的声明，以及他们的教科书和地图，都说南沙群岛是中国的。”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光琪说。7月26日上午，这位62岁的学者在办公室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然而，南海发现石油后，有关沿海各国变了脸，疯狂侵占我国的岛礁，大肆掠夺我国资源。我南沙群岛有数十个岛礁被非法侵占。

　　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周边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1999年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中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从1981年至2002年，越南已从南沙海域的油田中开采了1亿吨石油、15亿多立方米的天然气，获利250亿美元。南海石油已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

　　除了油气以外，南海渔业资源也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此外，南海地区在矿藏、旅游、运输等方面也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东海、南海争议不断的情况下，黄海也不再平静。进入2004年7月，韩国开始在离朝鲜半岛西岸250多公里的黄海大陆架下钻探，使得本已敏感、多变的区域局势更趋复杂。

　　近海远海谁先谁后

　　陈光琪教授多次宣讲自己的“先远后近”理论。他说：“我的观点是，我们对待石油开采问题应该有个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海上后陆上，陆上反正都是我们的，早采晚采都一样；海上应该先开采中远海，后开采近海；在中远海，先开发争议地区，后开采我完全控频厍６颐悄壳八龅恼孟喾础！?

　　对此，负责海洋石油开发的“中海油”自有苦衷。该公司公共关系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列举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对我们公司来讲，南海地区开发难度大、成本高、风险大。一是距离太远，距离后勤保障基地太远；二是技术难度大，投资规模大。

　　“共同开发”暂未实现

　　国家对有争议地区的政策一直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实际情况是，争议搁置了，但并没有做到共同开发。因此，有人认为把海上石油的开发重点集中在渤海，有争议的南海地区却实际上放任别人开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贯彻走样，规划缺乏长期战略考虑。

　　对此，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石油”)的发言人告诉本报记者，这样说是有道理，但是现实情况受限制太大。“一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满足国家能源的迫切需求。随着需求的急剧增大，我们必须要加大开发速度，既要加大勘探投入，多打井，又要加快已发现的油田的开发进度。所以我们只能在业务比较熟悉的近海海域着重开发。另一方面，我们也提出了要‘向深海进军’。除去资金问题和风险问题，我们在技术上问题已不大。现在一是正在造深水钻井船，这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在国内制造。有了船就能打井。另一方面也有深水实验室，为深海开发进行技术准备。”

　　但问题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际操作起来的结果是：离谁近谁开发。“中石油”的这位发言人说，因为距离近，开发成本低，效益好。当前各国基本都是在水深低于1000米的近海开采。南海所谓的“争议”地区，开发的地质条件对越南有利，故他们对中国的共同开发建议根本“不搭理”。你一去，被人家的武装渔船一围，就没

办法了。他说：“对那里(没有指明具体地区)的开发，不是我们企业能够决定的。没有国家尤其是军力的支持，在那里的开发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海上石油开采是一个“高风险、高技术、高投资”的三高产业，没有大量的资本投入根本不可能。特别是“中海油”上市以后，其运作要受到资本市场的监控，公司必须规避“资金沉没”的风险，避免打“干井”。

　　作为研究人员，查道炯认为开采过程中应考虑到经济效益。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查道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时候花了不少钱还可能带来外交上的麻烦，采油得不偿失。从经济上来说，如果开采石油的经济成本远远高于进口石油，则我们应该优先考虑进口。这也正是为什么勘探做得很多，而实际开采做得少的原因。”

　　查先生认为，中国在海洋开发和保护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开采成本太高。他说：“在敏感地区、争议地区的石油开发，在别人抢先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选择与他们进行合作。”

　　也有专家认为，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会尽量化解矛盾，保持国家间关系的稳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难免眼光会短浅。因此，争议地区的能源开发未能实现。

　　“群龙闹海” 缺乏“统管”

　　“中海油”是企业，考虑更多的是利润；而海洋开发的整体思路，却是一个战略问题，需要统一协调。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国家海洋局、农业部渔业局、交通部海事局、“中石油”、“中海油”都在做着某些具体工作。

　　“这叫群龙闹海。”陈光琪教授说。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乏一个统管机构，没有长远考虑，只看到眼前。“如果我们看不远，最后吃亏的就是我们。”他说。

　　国家权威海洋研究机构的一位专家也持相同观点，她说：“当前海洋研究的问题是，研究项目完全是按国家各个部门的需要进行专项设置，‘这边有事堵一下，那边有事堵一下’，每一次课题都是找问题，提建议，但执行效率不高。各部门对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没有一个较科学的全面规划。现在我们已经在设想一个全盘的

研究规划。现在我们都努力作大项目，这样操作更规范。而且大项目投入的资金多，其成果就越得到重视。”她表示，国家对研究的资金投入与对产业的投入相比微乎其微，但重视程度在加强。

　　国家海洋局新闻处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也透露出国家对海洋重视程度在加强的信息。他说：“‘第13号文件’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发表了海洋战略规划纲要，党的十六大报告也对海洋很重视。可以说现在国家对海洋是前所未有的重视。”他透露，国家海洋局在能力建设方面投入很大，包括制造海监船舶、海监飞机等等。

　　该官员解释说，海洋局主要进行海域使用管理，实现规划用海、科学用海、秩序用海。在海洋能源开发方面，主要是进行环境管理和监控。海洋局的工作根据的是国家相关法律，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标。具体资源开发由其他职能部门和企业操作。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发现，海洋问题涉及面众多，与经济问题、能源问题、外交问题、海权问题、军事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都息息相关。有专家呼吁，应建立跨学科工作组，共同对海洋的开发和规划出谋划策。

　　　　中国海洋国土是多还是少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但对于“中国海洋面积有多大”这个问题，就并非人人都知道了。

　　在北京东北部一个住宅小区的网站上，记者随机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10个人进行了回答，其中有7人干脆地回答“不知道”，还有两人瞎猜了一下，一个说780万平方公里，一个说大概是500万平方公里，只有一个叫“紫烟”的网友回答说是300万平方公里。回答正确的“紫烟”是国内某新闻网站的工作人员。

　　“300万平方公里”是国内公认的中国海洋国土面积。记者采访过程中从权威部门获悉的中国海洋面积是299．7万平方公里，约为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光琪说：“我国的国土面积，除了常说的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之外，还有300万平方公里可管辖的海洋国土，这一定要考虑进去。”

　　中国是个陆地大国，又是个海洋大国，这是常见的说法。从拥有海洋资源的绝对数量来看，的确可以这样说：我国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十。

　　但陈光琪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是个海洋大国，但又不是个海洋大。”根据陈教授提供的数据，从单位陆地面积平均拥有的海岸线长度来看，中国只占世界第94位。如果按照可管辖的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94，中国仅为0．3，不到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超过11，朝鲜是2．17，

越南是2．19，菲律宾是6．31，都大大超过中国。至于人均海洋面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026平方公里，而中国只有0．0029平方公里，只是世界平均数字的十分之一，而与我国相邻的海洋国家的平均数都超过中国的10倍以上。

　　多少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

　　上述这些数据，都是在“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这个前提下而言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面临着激烈的海域划界争端，要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得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我国的海洋国土由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组成，除渤海属于内水不存在争议外，其他3个海区都需要按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邻国合理划分。

　　那么，究竟有多少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呢？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有一半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也有报道说是100多万平方公里。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黄海，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有25万平方公里。可是在海域划界问题上，韩国主张等距线为界，如果按此划分，朝、韩可以多划1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我国与朝鲜和韩国存在着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区。

　　在东海，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列岛被日本非法占领；东海大陆架是我国陆地的自然延伸，因此，面积77万平方公里的海区中应归我管辖的为54万平方公里，但是日本却提出中日两国是共架国，要求按中间线划分海域。按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与我国有1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

　　在南海，我海洋权益受到的侵犯更加严重。

　　记者对此多方求证，从权威的海洋研究机构获取的数字是：有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但由于各种原因，具体数据不得公布。

　　主权和开发哪个优先

　　面对争端，我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应当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出，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善良愿望，但遗憾的是，我们等待共同开发，别人却在抢先开发，虽然签署了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但形势依然严峻。

　　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中国海洋石油报》原总编辑王佩云以书面形式接受了本报采访。他说：“我认为，首先不要忘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主权属我’。因为所谓有争议地区，包括南海诸岛和钓鱼岛在内，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过去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对此提出过异议。”他认为，我们应当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同时还要有所作为。

“如果我们没有积极开发的实际行动，只是消极等待别国来与我们共同开发，不会有人理这个茬儿，共同开发根本无从谈起。比如在南沙海域油气富集地区，有些地方有争议，有些地方并没有争议，我们至少应当先在没有争议的地方尽快展开勘探开发，把我们的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摆上去，在南沙显示我们的存在。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为在

有争议地区与相关国家共同开发奠定一个基础。”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文木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说中国主权利益要出问题，那么将首先出在海上。”

　　维护国家主权，就是维护国家利益。王佩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走出去，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他表示，首先应该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海洋方面的国际法规的讨论和制订，使之能合理反映我们的利益和要求。其次，要积极参与有关海洋的国际学术交流，尤其不要回避已经存在的争议。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观点，熟悉中国海洋现状的来龙去脉，以得到广大正义之士的理解和支持。

　　解决争端：外交还是武力

　　在外交努力和谈判至今鲜有实际成果的情况下，出现了呼吁“军事解决”的观点。记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在网上见到了许多比较激烈的言论。

　　对此，专家另有看法。

　　陈光琪教授认为，争夺海洋，第一是争夺岛屿，其次是争夺海域，第三是争夺资源。岛屿问题是核心。他说：“岛屿问题最容易引起冲突和矛盾，对此大家一向都比较谨慎。岛屿这个问题一般都不会轻易挑起来，公开争夺岛屿会引发武装冲突甚至战争，一般都搁置起来了，各方都说是自己的，但一般不以武力来解决，而是采取克制的态

度。”

　　陈教授认为，现在大家都在争夺海底石油等能源，争议和争端是客观存在的，但由此引发武装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他同意中国的海洋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他否定了“中国海洋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言论。

　　他说：“整个海洋形势与国家保卫海洋的能力当然有关系，如果你很强大，别人也不敢欺侮你，但二者又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有些问题不是只靠军事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通盘去考虑。钓鱼岛和南沙等问题，目前通过武力解决不现实。由此引发武装冲突甚至局部战争，都会给整个地区形势、给整个国际形势带来重大影响。这等于

是对世界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国家不负责任。对此，一定要从整个国家的大局考虑。一是我们需要有个安定的周边环境；二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要很好地统一起来通盘考虑，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陈教授认为，有时军事力量占优势，但整个形势不允许你以武力解决；有时尽管军事力量不占优势，但形势需要时，必须以武力捍卫。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认为，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军事力量不能有效保护远海油田。“现在的态势是谁有能力谁开发。其他国家开发了，我们也没法对抗，只有采取不承认态度。”他认为，原来的既定方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必须建立在科技、军事、经济能力增强的基础上。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张文木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也表示，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在接受采访时，陈光琪教授提到，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曾说：“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他认为郑和的这两句话是对他的观点最为概括的总结。

　　王佩云也强调了海军建设的重要性，但他的着眼点在保护层面上。他认为，今后，随着钻探和开采活动的发展，海上石油平台以及海底油气管线的建设由浅水走向深水、由离岸较近到离岸较远，以及进口油气资源的远距离运输，都对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专家呼吁加强海洋意识

　　许多专家呼吁，我们应该加强海洋意识。

　　陈光琪教授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树立海洋安全观，二是树立海洋经济观。首先，别人侵占我们的海洋也是侵犯我们，一定要像保卫每一寸陆地国土那样保卫每一寸海洋国土。海洋也是国家安全的屏障，现在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主要来自海洋，最可能发生冲突的也是海洋。其次，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都与海洋息息相关。海洋运输成本低，80％以上的对外贸易通过海路。如果海洋安全得不到保证，我们的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也得不到保障。

解决人口、环境和资源三大问题，主要也依靠海洋。振兴海洋和振兴国家、振兴整个民族是连在一起的。

　　王佩云也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不能“竭泽而渔”，防止破坏性地开发海洋资源。另外要防止海洋污染，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同步。应该努力提高现有油田采收率和油气资源利用率，还有积极开发可燃冰、潮汐、温差、海流等新的海洋能源。二是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共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在海洋问

题上，两岸有很多观点一致、利益一致的地方，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两岸也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可以互补。（本文2004年8月发于《中国青年报》国际版）

我采访美国大选的得与失

wangchong — Sun, 09 October 2005 16:43:57 +0800

2004年发于青年报刊研究

9月18号到10月2号，应美国国务院邀请，我去美国采访总统大选，去了4个城市——华盛顿特区、底特律、芝加哥、西雅图，最后从旧金山返回，期间采访了民主党、共和党负责竞选的官员，其他政党和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媒体的编辑、记者，也采访了大学教授和普通美国人。这次采访带我们四处走的是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的周书龙，同行的还有来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11名记者。
中国大陆惟一受邀的媒体就是《中国青年报》，代表中国香港的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邱镇海，台湾是《中国时报》，另外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记者、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该报记者介绍的时候总是说：他们的报纸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000多万份），还有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记者。这次活动也请了韩国的记者，但因故没去成，越南的记者则在定了机票后被官方阻止了。
如今，大选已经结束，布什得以连任，与我采访后得出的结论一致，也算没看走了眼。第一次去美国，只有两周的时间，虽然有点走马观花的味道，但我还是愿意把此行的得失记录下来，和各位读者分享。

为什么把惟一的机会给《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把机会给我？
8月中旬，我刚刚从《青年参考》调到国际部不久，美国使馆的熊昱彤女士打电话说要请一位记者去美国采访大选，是美国国务院组织的，他们提供所有费用，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为什么要拒绝呢？于是就答应下来，领导也表示支持。可能大家会有疑问，为什么请《中国青年报》而不是其他媒体？
这是因为《中国青年报》长期以来在美国使馆的印象中，属于比较中立客观的报纸；再就是《中国青年报》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我给美国使馆写的本报介绍材料中特别提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被网络、其他纸媒体、电视广泛转载，影响读者近千万，我想，报纸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是得到尊重的关键。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他们每天都看《中国青年报》，把其中涉及美国的报道和评论翻译成英文，送交美国国务院，有的重要报道还送上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桌。
他们对《中国青年报》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前人的积累，这既包括前辈们辛苦打造的报纸整体形象，也包括国际部的领导、前辈们在国际报道领域奠定的良好基础。没有这些一点一滴的积累，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打拼很难短时间内受到如此规格的重视。
我刚调到国际部，就碰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自己也有点出乎意料。我想这里面既有我自己积累的人脉，也有偶然因素在里面。我和美国使馆新闻处负责媒体事务的熊昱彤女士从2000年大选认识到现在，一直保持联系，正是她的推荐才有了这次采访，也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表示感谢。另外，我在做了9·11的报道后，美国驻华使馆前新闻官倪克波专门约我探讨如何和使馆打交道的问题，和现任新闻官裴士莲也有过多次一起聊天的经历。这样，他们对我个人的报道风格和英语水平都很了解。这就是作为一个国际新闻记者应该做的：既要和使馆的中方雇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又要抓住机会和老外直接接触，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直观地了解你的水平。只有这样，他们在有碌氖焙虿拍芟氲侥悖踔粮闾峁┒兰倚挛拧；褂芯褪窃谝桓隽煊蛞鹿Ψ蜓芯课侍猓闯鱿裱奈恼拢庋拍苡帽鹑说淖鹬亍?br />偶然因素就是我的同事石洪涛恰逢出差，部门只有我一个记者在家。石洪涛写过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美国使馆对他的报道和评论非常重视，以前我在《青年参考》时，我们俩常常一起出现在美国使馆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想，如果他在家，应该是他获得邀请；如果他去美国报道大选，凭借流利的英语、扎实的基础和勤勉的态度，会比我做得更好。

在国外采访要提前做准备
读书再多也嫌少
这次可是坐够了飞机，9月18日从北京飞到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然后飞到美国东部的华盛顿特区，又一路自东向西，经过十几天的奔波杀回西海岸的西雅图，中间在芝加哥、底特律、密歇根州首府兰辛进行了采访，白天采访，晚上写稿，人就像上紧的发条，一点也不敢放松。
然而，紧张解决不了问题，要有平常心才能好好工作。在华盛顿时，有一天晚上和国内的一个哥们聊天，他说要努力啊，好不容易去一次，不就十几天吗，不睡觉也值得啊，一定要多看、多写，玩儿命写！对此我却不敢苟同。我觉得保持一颗平常心最最重要，因为这是采访，不是旅游，充分的休息后才能好好工作。况且，作为记者，随时都要保持清醒，不管是去美国，还是去肯尼亚，都要用平衡的心态去工作，内心深处保持客观，行为也保持客观。
要想客观报道，就要在去之前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我采访后发现，在国外采访，英语多好都有麻烦，看了多少书都不够用。
还是先从英文说起吧，我大学读了四年英美文学，后来又专门读国际文化交流专业，但还是发现在纯英语的环境里比英语是母语的人差一点。一开始听人说flip-flopper,脑子里知道是那个词，可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生着急，一问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是指"反复无常、经常改变立场的人"，在2004年大选期间专指克里。如果说flip-flopper这个词flip-flop这个词的词义的引申，那么下面这句话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Republican women like men。这句话贴在密歇根州共和党总部的一面墙上，类似于我们的标语口号，直译是"共和党的女人喜欢男人"，可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女人喜欢男人有什么好说的，难道共和党的女人喜欢男人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不明白怎么办？问吧！一问才知道，美国的政治是两党尖锐对立的，这句话应该反过来理解，讽刺"民主党的女人不喜欢男人"，也就是说民主党的女人爱搞同性恋，共和党不会搞同性恋。
当然，没有英文是不行的，但只懂英文也是不行的。我们常常一天有四个采访，涉及到大选的方方面面，接受采访的有各色人等，有时候是讲座的形式，有时候简单说几句，然后大家提问，内容涉及媒体、资金、种族、外交、竞选策略等各个方面，接受采访者不像那些在长期居住在非英语国家的人那样照顾对方是"外国人"，而是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说个不停，中间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专业术语。西雅图民主党竞选总部负责媒体的老兄是最令人头疼的一位，天生说话快，没法改，像极了好莱坞的黑人快嘴丹泽尔·华盛顿。这种情况考验的不仅是英语水平，而且是对美国的了解，对美国政治的熟悉程度。在赴美采访前，我拿出半个月的时间恶补，总算能应付下来。

除了采访还好多事可做
身在美国也可了解亚洲
我觉得，到一个采访，除了采访本身，了解这个地方的风俗文化，和当地人、同伴交朋友都是不可忽略的，记者永远不嫌朋友多。
首先要融入当地。我采访前，有人劝我说，美国人给钱让你自己吃饭是吧？那带些方便面去，这样可以省不少钱呢！对此我更是坚决反对，去一个国家，就要体验那里的生活方式，吃也是不可忽略的环节。在日本人开的寿司店、在美国的快餐店"赛百味"吃饭，我发现店里只有一个人，连做饭带收钱全包，这也许就是他们的效率吧！如果天天躲在宾馆吃方便面，怎么能体会当地人的生活？在芝加哥郊区采访一次竞选机会时，我和当地人一道领了热狗吃，和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人聊天，通常是聊到最后他们才惊奇的发现我原来不是当地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来自遥远的中国，这才拿出美国人惯有的夸张大呼："天哪，原来你是中国来！"只有这样的融入，你才能得到最真实的答案。当然，这也多亏了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大家不排外，不以肤色看人，你口语杂，或者犯个语法错误大家不在乎，他们的总统老犯低级错误不也还是照样当选？；同行的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镇海早年留学欧洲多年，他说欧洲人对外国人很礼貌，但你想这么轻易的融入不大可能。
其次，抓住机会多了解世界，多交朋友。我们同行的来自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这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在这些人里面，按照文化传统自然的亲疏有别。我和香港同胞、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镇海、台湾《中国时报》的徐孝慈小姐常常召开"两岸三地会谈"，一起吃饭，还一起购物。新加坡人也愿意加入我们，大家交往起来也关系融洽，但心里还是觉得和香港、台湾是自己人，新加坡人是"外人"，后来有一次我们四个叫着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一起在芝加哥公牛队球迷的酒吧喝酒，大家一起讨论亚洲的状况，对彼此又增进了了解。与我们相似的是，马来西亚人和泰国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而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更是形影不离。但作为一个集体，我们都加深了对亚洲国家的了解。
另外，为采访大选而来，但不能单纯为了大选而不顾其他，多了解另外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为了写稿，更重要的是可以充实自己，也只有看世界、看不同的国家多了，才可以从中国古老文化中跳出来回头看，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

和美国人叫板英文感觉爽
采访未获大突破是遗憾
我们一行在西雅图的一个酒吧观看了第一轮电视辩论，大家一致认定克里战胜了布什，可第二天和一个支持共和党的博客交流时，我们却受到了"侮辱"。
这位博客是个生意人，可出于个人爱好天天写东西，而且还小有名气，他询问了我们一下，发现我们一致认为克里胜，很是不以为然，他说："克里在辩论中身体语言得体，动作洒脱，如果不懂英文，那么你肯定认为克里赢了；在你们这些英语是第二语言、水平还不错的人听来，克里也赢了，因为他逻辑清晰，用词得当，不像布什那样连拉登和萨达姆都弄混。但有些东西你们不明白......"
在他讲了半天后，意思是说你们这些老外理解的不对，克里实际上没占什么便宜。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开始发问："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你们美国人难道不介意自己的总统的智商和语言能力吗？全世界都在拿布什的低级语言错误取笑，怎么大家还是选他？"接着我举了几个布什语法弄错的几个例子，他听了脸通红，言不及义的解释了几句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事后，同行的记者对我说："好啊，你给我们争了口气！"
当然，这只是个小插曲，整个采访还算是顺利进行，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但遗憾还是不少。
首先，没能实现既定目标。安排行程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没什么，你让我采访一下布什和克里就OK了。"当时，我还抱着一点点希望，可到了后才发现根本没有希望。美国老百姓在选自己的总统，根本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看，布什和克里讨好的是选民，要通过自己的媒体来展示自己，外国的媒体怎么说他们不关心，根本不可能拿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因而，负责安排我们日程的官员也没碰这个钉子。
其次，采访按部就班，未能实现大的突破。临走前，有同事和我说："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就是突破！"这我自然知道，但人生地不熟，想从别人安排的框框里跳出来很难。除了安排的项目外，我们四五个人抽时间参加了奥巴马竞选参议员的机会，参加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在底特律郊区一座教堂的演讲。可惜，和新闻官央求了大半天没有得到采访时间，和当地媒体的记者一起围堵爱德华兹也以失败而告终。
另外，由于行程的关系，没去选战最激烈的佛罗里达和俄亥俄，也没去最保守的得克萨斯，甚为遗憾。还有就是时间短了点，有好多想问的没来得及问，只好等下次再问啦！

评论：

匿名发表于　 2005-10-08 23:12:36　IP:221.232.213.*

呵呵,文章没人回复,网上的朋友干什么去了

匿名发表于　 2005-10-09 10:45:08　IP:210.82.83.*

支持冲哥哥：）

叮当发表于　 2005-10-09 10:49:04　IP:222.128.1.*

写的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