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期间，北京城迎来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记者群，从而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媒体曝光度，“北京”、“中国”、“奥运”这几个字像长了翅膀一样，四处传播，这里面，有赞扬和惊叹，更有批评甚至责骂。我多年来和外国记者们厮混，奥运期间更是天天泡在一起，发现笼统地说外电骂中国是不公平的，他们根据所在国家的不同、所在媒体的不同、个人政见的不同，对中国也有着不同的骂法。

   

    第一种是“非骂不可”型。为什么非骂不可呢，因为有些媒体是在冷战时期设立的，是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当时我们称之为“敌台”，比如说几家众所周知的美国广播电台，他们的任务是和平演变，手段就是找中国的“异议者”说话，把中国描述成黑的，中国越黑，他们得到的经费也就越多，属于典型的“我骂，故我在”。

    这些年，中美关系取得长足进展，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伙伴，视为利益攸关者，这些机构面临着中国人不听、美国人不爱的窘境，因而必须加大批判力度，对他们来说，客观不客观无所谓，找到符合自己观点的东西才是重点。既然他们非骂不可，我们无论做什么他都不会承情，还不如索性做我们自己的事，让他们去骂吧。

    第二种是“不得不骂”型。这一点德国媒体最为明显。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一个德国记者因为赞扬中国被开除，一位娶了中国太太的德国记者也因为为中国说好话而受到警告。我就此向德国某电视台采访奥运会的女记者求证，这位和蔼的大姐很老实地说，我来之前，老板告诉我，无论看什么事情，都要以批评的眼光。不过，我在中国，看到北京老百姓脸上的微笑，的确感到很好。当我问她客观是不是应该高于批判时，她笑了笑说，你知道，如果说得和大家完全不同，是件麻烦事。

    “不得不骂”型有时候骂得让我们啼笑皆非，比如说，最近《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通晓汉语的运动员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内容还算基本客观，可标题莫名其妙地定为《奥运会完美得没有品位》，我想了半天，不太明白既然完美，怎么会没有品位，鸡蛋里挑骨头至此，也算天字号第一家，挑出了水平，挑出了风格。


    对“不得不骂”型，我们应多些耐心，他们实际上隔着一层厚厚的心理屏障看中国，内心深处则是对中国将要超越他们的不安、担心和恐惧，随着交流的增加，虽不能保证这道屏障可以消除，但至少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真实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是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心甘情愿地写和自己的感受完全相反的东西。

    第三种是“职业骂人”型。其实，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媒体的监督和信息公开是这个社会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早在19世纪初，美国的杰斐逊总统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痛骂后，大声说“如果让我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宁愿选择后者”。我认识一些媒体的记者，比如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他们深入中国基层，对地方发生的不平事进行详尽的调查性报道，从海外对事情的公正、公平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他们在骂人，没错，但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理有据，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视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加以引导和沟通，对说得不对的地方可以及时告知、解释，说得对的地方则吸取教训。

    第四种是“小事大骂”型。所谓“小事大骂”，就是把我们的失误或过失无限度放大，连篇累牍的批判，这一点是某些日本媒体的特长。比如说，在奥组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记者就喜欢问些我们看来的“小事”，比如说，媒体班车空调开得温度太低，环保措施不够等。其实，这是日本的风格，他们一点抓住一件事，就不停地报道，连续的报，日本的第二大奶制品商“不二家”把过期的奶回炉生产，愣是被媒体连续骂了几个月后关门歇业，如果我们的媒体也这样，中国不知道多少黑心厂商要丢掉饭碗。有时候，媒体的坚持倒也不是坏事。

    第五种是“骂人拐弯”型，也可以说是“冷嘲热讽”型。比如说，有的媒体在不得不正面报道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配上环境污染、人权等话题，加以巧妙地平衡，把看似不相关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告诉读者，嘿，别看它有些方面不错，还差得远呢。对此，我们切忌对前面的夸奖看得太重，却对后面的批评看得太轻，他们平衡地看中国，我们也要平衡地看他们。


    第六种是“爱之则骂”型。有些批评中国的人，恰恰是热爱中国、喜欢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不正之风，有时候比中国人更着急，对他们，我们须心存感激。

    当然，还有多种骂人类型，这里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办奥运，中国迎来了海外媒体的集中关注。

    对于外电对中国的集中关注，甚至有位美国外交官也担心起来，私下里我们聊天时他问，你觉得，过多的批评会不会造成中国政府和外电的关系再度紧张，导致奥运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我听了笑着对他说，你多虑了，中国政府有信心理性对待各种外界的评论，奥运会虽然有骂声，但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丰富多彩、活力四射的中国，任何骂声都不会掩盖真相。